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中的第三类

　　对我国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活动进行分类，最早始于明代万历时期的胡立麟，他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将藏书家分为“好事家”、“赏鉴家”二类。继而清康熙年间的钱曾在《读书敏求记》中将藏书分为“藏书者之藏书也”、“读书者之藏书也”、“售书者之藏书也”等三类。到了乾隆年间，洪亮吉又在《北江诗话》中将藏书家分为“考订家”、“校雠家”、“收藏家”、“赏鉴家”、“掠贩家”五等。民国时期，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对洪氏一说进行了补订，合“考订、校雠”为一，统名之为“著述家”。

　　以上对藏书家的分类，基本上是以私人藏书活动的目的为依据。此外，笔者认为，似乎还可以类分出一个“流通家”。所谓“流通家”，是指那些具有流通意识，热衷于将藏书通过外借、传钞、刊刻等方式，使之公诸于众的藏书家。其目的是为了使藏书得到广泛的利用和永久的保存。用钱曾的口气，此乃“流传者之藏书也”。

　　书籍是知识的载体，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。古今学者著书立说，都希望其理论思想、实践经验为世人所承认，所接受，并得到继承和发展。书籍只有在广泛的流通中，才能和读者见面，才能得到利用，才能发挥其作用。为了使书籍能够流传下去，古代作者往往要把他的著作抄成副本，收藏起来。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“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俟后世圣人君子”。同时，读书人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，亦广抄书籍，聚之于一室，作为诵读之资，由此而产生了私人藏书家。所以说，我国古代早期的藏书家多数是知识分子，他们既有收藏意识，又有流通意识，两种意识相辅相最，自发产生。

　　古代早期的藏书家应是乐于将书籍外借他人的。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谚，叫做“借书一瓻，还书一瓻”。所谓“瓻”，又通作“鸱”，为储酒器。《汉书·陈遵传》载杨雄《酒箴》日：“鸱夷滑稽，腹如大壶，尽日盛酒，人复借酤”。颜师古注“鸱夷韦囊以盛酒”。后略称为“鸱”，久乃别制“瓻”字。故唐人孙愐在《唐韵》“瓻”字下注云：“古者借书以是盛酒”。“瓻”虽然以“瓦”作部首，但虫草强肾王胶囊10粒装并非土陶制品，而是一种革囊，它作为酒器为人所用，在两汉以后不再见有典籍记载。由此可以推断，这句古谚原意表明，至早在两汉以前，藏书家与借书人之间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，借书人在向藏书家借书时，往往以一瓻酒相酬，还书时又以一瓻酒相谢，藏书家当然欣然允借。但是到了私人藏书发展和兴盛的唐宋时期，这句古谚被讹传为“借书一痴，还书一痴”。唐人李匡义在《资暇集》中谓后人更生其辞，为“借一痴、与二痴、索三痴、还四痴”。以“痴”易“瓻”，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书籍制作全靠人手工抄写和刻印，流传甚少，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，书籍的制作远不能满足读书人增长的需要。因此，人们对书籍格外的珍惜。藏书家和读书人在借书还书的交往中，由于对书籍过于惜护，不能再以礼相待，以致形成有书不借、借书不还的社会风气。再加之兵燹、水火等人为或自然灾害对私人藏书的不断侵袭，藏书家们的流通意识渐渐淡薄，收藏意识成为主导意识，尤其是“好事家”、“赏鉴家”，甚至包括一部分“著述家”，他们主张“以秘惜为藏”。有的视藏书为家产，以藏书传子孙，诫子孙守之弗失，甚至授以“鬻书借人为不孝”的庭训；有的以独得宋刻、元钞为奇，孤芳自赏，养在深闺无人识。有的乐我知而人不知，宝秘自好，以垄断学问。有的信奉“借书一痴”的谚传，唯恐书借出后，受到污损或流失。他们将书籍幽闭深锢，束庋高阁，宁可秧饱蠢鱼，也不示人。晚清著名小说家刘鹗曾于光绪十七年(1891)冬专程至聊城，欲借杨氏海源阁藏书，即被拒之门外。他有感而发，将此作为《老残游记》的一段素材：写老残至东昌观书未果，即于客舍壁上愤然题诗曰：

　　沧苇遵王士礼居，艺芸书舍四家书。

　　一齐归入东昌府，深锁琅嬛饱蠹鱼。

　　从总体上看，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活动．是在禁锢秘惜的藏书制度中进行的，以保存文化遗产为其主要职能。但也不乏具有流通意识的藏书家。后蜀时期的毋昭裔就是其中一位。毋昭裔在他早年贫困时期，从人借书，见藏书家多有难色，不禁叹日：“恨余贫不能力致，他日稍达，愿刻板印之，庶及天下学者。”后昭裔出任蜀相，以藏书显其家。乃曰：香港威龙生物虫草强肾王“今可酬宿愿矣!”因命工匠日夜雕板，印成《文选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九经》、《诸史》行于世，两蜀文字由此大兴。

　　具有流通意识的藏书家，有不少人在早年曾品尝过被拒借、遭冷遇的滋味(如明代的杨士奇、清代的袁枚)，因而他们能够理解求知者渴望读书的心情，能够体谅求知者向人借书时的苦衷，能够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地为求知者着想，尤其是为无力购书的贫士着想，将藏书开放外借，刊刻流通。即使在“借书一痴”谚传盛行的宋代，也出现过一些“痴心不改”的藏书家。如藏书3万卷的宋敏求，因与王原叔“相约传书，互置目录一本，遇所阙，则写寄，故能致多”。正因为他乐予借书与人，所以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在其居住的春明坊周围赁屋建宅，“以便于借置故也”，一时春明宅子的租金高于他处。丞相苏颂家有藏书万卷，他以书宴客，颇许人假借传写。他在《客来》诗中说：

　　有客过我门，开颜喜相见。

　　贫居何以待？案上书千卷。

　　高论到古人，终日自忘倦。

　　非同豪富家，丝竹留饮宴。

　　丹徒尉叶梦得是他家的常客，从其借钞，获书甚多。梦得每对士大夫言亲炙之幸，则感激不已。藏书家郑嘉会官于惠州，闻得大文学家苏轼迁谪到地处偏僻的儋州，无书可读，便两次用海舶载书千卷，送至儋州，借给苏轼阅读。苏轼当即写下《和陶赠羊长史》，以“不持两鸱酒，肯借一车书”的诗句，对其无偿的外借、无私的帮助表示感谢和赞赏。藏书家李公择将其9000余卷书籍尽藏于庐山之白石庵，而不藏于家。有人问其故，他回答说：“将以遗来者，供其无穷之求。”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。苏轼为其撰《李氏山房记》，誉其为“此仁者之心也”。清人陆敬安在《冷庐杂识》中称此为“不藏之藏，其识远，其量宏矣”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一些藏书家的流通意识已上升为理性的思辨。他们深谙“以秘惜为藏”的弊病，提出了“以传布为藏”的主张，公开向传统的藏书制度挑战，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变革举措。明人姚士粦在《尚白斋秘笈序》中说：

　　盖知以秘惜为藏，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。何者?秘惜则箱囊中有不可知之秦策，传布则毫褚间有递相传之神理。此传不传之分，不可不察者。

　　由于封建社会时世动荡，战虫草强肾王用凉水喝好吗乱频生，生产力得不到发展，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，因而私人藏书很难得到长期永久的保存。历史上有不少知名的私家藏书(如绛云楼、海源阁等)不是毁于兵燹，就是厄于水火。或因藏书家家道中落，子孙不能善守，有以书易物者，有以书为薪者。传统的秘惜禁锢的藏书制度致使大量的书籍成为稀有之本，或孤本、绝本，一旦毁厄于水火，人世间遂不得复见此书。明崇祯年间，藏书家曹溶见今之私家藏书“无不绨锦为衣，旃檀作室，扃钥以为常”，“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，稍不致慎，形迹永绝”，遂创立《流通古书约》。约定藏书家彼此有无通共，“各赍所钞互换”。他希望藏书家“当念古人竭一生辛力，辛苦成书，不大易事”，若“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”，就应当将珍本秘籍“绣梓通行”，“广储好事”。清初顺康年间的藏书家黄俞邰、周在浚，鉴于藏书冠于东南的钱氏“绛云楼”，于顺治七年(1650）毁于一炬的教训，生发出徵刻唐宋秘本的动议，列出《徵刻唐宋秘本书目》，共69种，希望有力者能刊刻流传。他们警示众人：“倘不及时流传，恐古人慧命由此而绝。”此举在知识分子和藏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朱彝尊、纪映钟、钱陆灿、魏禧、汪楫等5位江南名士，联名发布了《徵刻唐宋秘本书启》，予以热情的关注和支持。著名藏书家徐乾学和满族文人纳兰性德积极响应，辑刻成大型丛书《通志堂经解》，几举黄、周二人所列《书目》中经部书籍全刻之。乾嘉时期，藏书家周永年，有感于私人藏书未有聚而不散者，乃继明人曹学佺提出的仿效释道二藏建儒藏的建议，积极倡导《儒藏说》，择山林闲旷之地建儒藏之所——借书园。他动员凡有志于传布的藏书家，出其家藏集于园中，列出《儒藏未定目录》，提供给藏书家，使之了解古人之书存佚情况。又将“秘本不甚流传者”制成活版，印成数十部，让藏书家“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”，使“奇文秘笈，渐次流通”，使“前辈之心血，犹不至湮没于奕世也”。后又有阮元，设“书藏”于“灵隐”、“焦山”二寺，所藏书籍尽是一些当代名士和藏书家捐赠而来。使无力购书的贫士，可从借观，而无私藏垄断之患。他还制订了包括对书籍“签收、簿录、分类、守藏、借阅”等内容的管理条例，已具有向公共藏书过渡的某些特征。约在同时，袁枚、鲍廷博则提出“以散为聚”的主张。袁枚有小仓山房藏书4万卷，但到了晚年，却主动将自己的藏书“散去十之六七”。其中有53种为世上传钞稍稀的书籍，是他应乾隆皇帝求书之诏，呈献给《四库》馆臣，作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底本，其余的均奉送给宾朋。他还撰写了《散书记》和《散书后记》等文，认为天下没有不散之物，子孙亦不能永守，与其身后散，还不如身前散，他要亲眼看这些书籍“散得其所”为人所用。鲍廷博积书数十年，家累万卷，“藏弃多善本，并有人间所未尽见者”。人从假借，未曾有逆意。晚年，他“惧其书不能久聚”，遂“以散为聚耳”，是散于己，而转聚于他人。他将家中所藏600种书，进呈给《四库》馆，余之外尽“付于梓人氏”，刊刻成<知不足斋丛书》，“以是毁其家。不恤也”。他曾经说：

　　至于书。则作者之精神性命托焉。著古昔之略略，传千里之志态者甚伟也。书愈少则传愈难，设不广为之所，古人几微之绪，不将自我而绝乎？乞火莫若取燧，寄汲莫若凿井，惧其书之不能久聚，莫若及吾身而善散之也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他的散书之举，实质上是一种流通手段，目的是为了使藏书更得展用，以全贤哲著述之愿。

　　以上这些藏书家均可称之为“流通家”。他们的变革举措虽不尽完善，但能使大量的珍本秘籍公诸于世，化孤本为复本，变独家收藏为众家收藏。这样，即使有一家藏书遭到毁厄之灾，也不至于这些书籍在世上流失湮没，这才是保存文化遗产的最有效之方法。他们的识见和思辨虽不成系统，但能用辩证的眼光看待“藏”与“流”的关系，明确藏书的生命在于流通。藏是流的条件，流是藏的保证。藏不应当使流受到阻塞，流也不应使藏受到损失。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，则有利于书籍的长期保存，有利于求知者读书治学，有利于发挥书籍的作用，也有利于藏书家丰富自己的收藏。在我国藏书史上，这类藏书家虽人数不多，犹如寥落之晨星，但却闪烁着璀璨的光芒。他们对旧式藏书制度之弊病的识见和思辨，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。他们对旧式藏书制度的变革举措，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形成提供了借鉴作用。他们是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活动中的进步力量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有必要为他们建一“流通家”类，是否适当，谨祈方家指正。

　　参考文献：

　　[1]叶昌炽．藏书纪事诗[M]．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.

　　[2]陈登原.古今典籍聚散考[M]．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83．

　　[3]李希泌，张椒华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．

　　[4]陈锡岳，林基鸿．名人与图书馆[M]．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．1993．

　　文章原载于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》2004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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